那时候他们也不过是些稍大点的小鬼呢,现在都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老人了。他笑笑,愁思百结地写:听说——
听说什么呢。
听说莫斯科——
不、不是莫斯科。莫斯科和他有什么关系,听说——
听说你近况如何——
病句。乔一帆重重下笔划掉,力道之大险些把墨水划到他自己裤子上去。幸好联络处的公务笺没有偷工减料。他把整张纸扯下来揉成一团攥进手心里,终于面对了现实。
他在害怕。
纽约离莫斯科太远,太远太远了。
而他们,或者说高英杰自己,正在面对比八年前还要险恶的局面,他鞭长莫及。
“祝平安。”他潦草地划拉上几个字,左看右看都不顺眼,可没撕掉再写的勇气,就又在下面补了一句,“随信附礼物一件,请注意查收。”
可算写完了——这破信。乔一帆如释重负,抬头对司机说,“你等会留一下,帮我寄个东西回国,让国内转寄到莫斯科使馆去。”
司机点头应了,乔一帆叠好信纸想想家里那顶黑色的牛仔帽,盘算起自己能收到什么回礼。
合
下飞机的时候高英杰煞有介事地琢磨了一下,最后得出一个自己好像在莫斯科前前后后待了二十多年的结论。
当然没有这么夸张,从章程上来讲也不允许,不过俄语区就那么大,跑来跑去也脱不出那个圈子。11月的时候王杰希任满回国准备退休,国内一时没有合适的继任者来接手,就让他这大使馆公使暂理一阵各项事务。然而庞大的红色巨熊说倒就倒,镰刀锤子的高楼哗啦一声塌得一干二净。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倒也不用再充这□□了。
到国内他才抽出手把欠乔一帆的回礼寄出去,先前在莫斯科形势太紧张,那漂洋过海来的牛仔帽被揉得快烂了才到他手里,加起来不到二十个字的“信”也皱皱巴巴的。好在现在苏联灰飞烟灭,他终于能亲手去寄拖延了十七年的礼物,对比之下还是他更有心:作为同行业人士,高英杰不用动脑子就知道乔一帆的信和礼物肯定是司机代寄的。
整个欧亚司似乎都在因为红色巨熊的后事而手忙脚乱,大熊似乎还在,小熊还得分出手去应付。好在他年龄资历摆着,没人厚得起脸皮请他再折腾回去。于是高英杰每天按时上下班自学起英语来,夫人给他淘换了个收音机,到家美滋滋地求表扬。
自己当时怎么说的来着,也是太不会做人,上来就问花多少钱——二十。其实也不算贵了,但他心里总有个模模糊糊的影子,拿着五块钱的收音机听刺刺拉拉的菜市场英语,然后考个专业第一。
套好画框的油画被邮局的工作人员平稳地接过去。画上是曾经驻苏联使馆外的街景,隐约能望见克里姆林宫顶上的红旗——或许望不到,但他宁愿能望到,人总是要去看点眼睛里没有的东西,尽管那本身早就不再重要,镰刀锤子已经重重砸到了地上了。
一起砸到地上的,似乎还有他整个人的命运与斗志。他想起在莫斯科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冲突与事件,忽然发现自己再也不明白“窝囊”这两个字的意思。为他画那副油画的流浪画家似乎很能明白他的心思,浓墨重彩里满是对过去辉煌的怀念。
高英杰不确定乔一帆能看懂多少,他也不确定他们是否真的拥有过曾经的辉煌。那些举世瞩目的大事件里存在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可同样也被很快地忘记了。
他的英语进步很快。
97年的时候高英杰在香港,身边是他俄罗斯族的夫人,秒数乱了再数一遍,总有一次能数对,或者总有旁人数得对,他觉得这生活不错,并且在奔耳顺之年的时候越发相信会越来越不错。
乔一帆收到了他的那副画,把它挂到卧室里每天睁眼就能看到,还特地拍了相片洗好和信一起寄回国内。驻外原本四年一轮,可做到了大使就不那么好轻易脱身。于是高英杰在回信里挖苦他小心被fbi约去喝茶,乔一帆振振有词说我挂个画关fbi什么事。
偶尔他们会假公济私占用一会儿保密电话聊个一两分钟。乔一帆总会问高英杰他背上的伤怎么样,但也从来提起过与当年那张旧相片有关的半个字。
高英杰总说没有怎么样,并不告诉他自己的腿好像被查出来有点问题,反正说出去也没什么用,搞外交又不靠腿,他们早就过了参加晚宴得下场跳舞的年纪了。
他思来想去,没有问乔一帆想不想要他们的新合影——照片上笑得还挺开心呢!但他的勇气似乎已经倒在了1991年的冬天。
于是乔一帆会给他寄一大堆红红的果干回来,据说叫蔓越莓,对心脑血管很不错。高英杰一边看电视一边嗑得一干二净,美滋滋地给乔一帆回复他觉得自己上楼有劲儿多了。
尽管这两者好像没什么必然联系,也许只是他按时吃了钙片。
按时吃钙片的伏枥老骥高英杰在1999年4月作为随行人员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下飞机的时候头一个见到的就是站在接机队伍最前方的乔一帆,头发黑中夹银,穿着薄西服,气质沉稳得叫人咋舌,好像自己见他念书时的青涩模样是上辈子的事儿——不过白头发还是比自己少,有点生气。
晚上欢迎宴会是少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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