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参加了什么茶花女的午宴，全身都散发出惹人生厌的气息。
“午安！”他快活地说，“亲爱的瓦纽沙和谢廖沙。”
我十分不快，冒着得罪房东的风险抢白道：“请叫我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他完全没在意我的话，而是含笑转向没有出声的瓦纽沙。而在读书人的面孔上，刚才那因为助人而产生的快乐已经一闪而逝，取而代之的是受到冒犯后不愉快的红晕。但他没有像我一样唐突地反击，而是谨慎地对弗拉基米尔打了招呼，也不反驳他刚刚无礼的揣测，而是又开始慢慢地、一跛一跛地走向他的公寓去。
我站在他身后，既不好意思跟上去，又痛心我将与这位君子的友谊擦肩而过。在我微不足道的生活中，要几个世代才能与这样一位善良又有智慧的人相遇一次？更何况我至今也还没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我正这样想着，那个不知好歹的佩图霍夫就大步上前——仿佛刻意嘲笑瓦纽沙的跛足似的！他走到他跟前，很大声地说：“我亲爱的瓦纽沙，要是那个孩子偷了当铺的钱，您要怎么办呢？”
瓦纽沙停下了脚步，客客气气地说：“这么说，您刚才是全听到啦？”
“全听到了。”
“您既然全听到了，”他慢条斯理地说，“就应该知道我并不是期待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成为一个品德完美无瑕的人。他仅仅是缺乏一个机会，而我也只是提供了一个机会。他盗窃的可能性呢，既不比铺子里的其他伙计要更大，也不会比他们小到哪里去，尽管我希望他会珍爱他来之不易的体面生活。”
佩图霍夫笑了笑，刚要说话就被瓦纽沙打断道：“至于您，阁下从我被小偷光顾，一直盯梢到这一事件在亲爱的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协助下被完满解决。您呢，弗拉基米尔·安德烈罗维奇，您既不帮一个跑不快的瘸子抓小偷，也没心思教导误入歧途的孩子，我实在看不出我有和您——一位既没有同理心也无正义意识的无关人士，浪费时间讨论道德问题的必要。”语罢，他收起了面上的讥诮，很不失礼地点了点头，“失陪了。”
弗拉基米尔很厚脸皮地说：“您可以叫我瓦洛佳。”他直追到公寓门口，甚至帮瓦纽沙开门。在那一瞬间，我看到瓦纽沙一动不动地站着，对着弗拉基米尔·安德烈罗维奇注视有顷：他那双深邃的黑眼睛中分明有种特殊的光采一闪而过。在道过谢后，他也没请我俩上去坐坐，而是就这样分手了。
在很久以后，我才得知弗拉基米尔和瓦纽沙曾在莫斯科的一座大学里相识，甚至相伴着度过了不少愉快的时光。但在瓦纽沙退学后，学习着极富前途的实业专业的佩图霍夫也奇怪地跟着退学了。这两者之间虽然不见得有什么联系，但却也模模糊糊地牵扯到当年的一桩秘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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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我便不得不又谈到一个人，他原本是个穷困潦倒的三等商人，却又一心想进入政府工作。据他说，他的姓氏是极高贵的，似乎和现在市面上的哪个将军老爷沾亲带故。但总的来说，此人最大的特点便是对一些常人无暇顾及或不屑打听的细节和绯闻极有研究，仿佛随时都做好了犯下一宗敲诈罪的准备。而即使沦落到了弗拉基米尔这监狱似的简陋套间，他也照样到处嘀咕别人的隐｀私，或是年轻时做过的糊涂事，又或揭人家的旧疮疤。他也因为这个挨打，但却怎么也不长记性。
“尼古拉·列夫洛维奇·叶班钦！”我说，“您说话好不好注意着点？要知道，公务员也不要您这样的大嘴巴的。”
安娜·普罗菲特罗夫娜忙得团团转，找冰块来给尼古拉·列夫洛维奇的瘀伤上冰敷。她是个心肠很好的姑娘，就是不少时候颇有些缺乏头脑。
叶班钦疼得直咧咧嘴，看着就像一个怪异的微笑。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好让他免受一个年纪轻轻的黄毛小子的教训，他问我：“你找到活了？”
“是的。”我说，“这是上星期的事。”
“东家是谁？”
“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一位受人尊敬的女画家。”
他哼哼着说：“她确乎是个好人，如果可以，简直算刚正不阿……”我虽然对叶班钦的秉性素有厌恶，但是听到了他的断言还是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那你平时做什么？上戏园子么？”
我不好意思说自己囊中羞涩，一次剧院也没去过，就只清了清嗓子，说我在跟维什尼亚克·巴普洛维奇上文学课。
其实，自从我和瓦纽沙那毁于佩图霍夫之手的第一次邂逅之后，尽管我常常祈祷，但我们却没再打过照面。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这样一封信：信封上写着“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钧启”。我还从没收到过这么郑重其事的信件，于是赶紧打开，一张二十五卢布的钞票和一张使用了正式文体的来信便滑进了我的手里。
我开心极了，不管不顾地就跑到了维什尼亚克·巴普洛维奇家里，到了门口我才窘迫地发现这有多么无礼唐突。好在瓦纽沙也非常为米沙的新境遇开心振奋，完全没有责备我的意思。他请我收下那二十五卢布。我则发现我打搅了瓦纽沙的一场授课，原来他一直在给几个小孩做家庭教师讨生活。这也使得他和本地的几个贵胄很是熟悉。出于一时冲动，我恳请维什尼亚克教授我文学课的内容，他则在吃惊之余答应了下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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