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出现了小小的神迹。爸爸卷起我的衣袖,有个东西在黑暗中发出绿光。光芒!爸爸送的手表。我的眼睛盯着那萤绿的指针。我害怕会失去它们,我不敢眨眼。
慢慢地,我对周边的景况有所知觉。我听到呻吟声,还有祷告声。我听到一个婴儿哭喊,母亲在低声安抚。有人作呕,有人咒骂俄国佬。卡车左右摇晃,上下颠簸。大家的头撞上金属板。
“想着一些美好的事情,”爸爸在我耳边说,“快乐的事情。”
美好的事情,快乐的事情。我放任自己思绪翻飞,浮现出来的是:
星期五下午,在帕格曼。一片开阔的草地,上面有繁花满枝头的桑椹树。哈桑和我坐在浅及脚踝的野草上,我拉着线,卷轴在哈桑长满老茧的手里滚动,我们的眼睛望着天空中的风筝。我们默默无声,但并非因为我们无话可说,而是因为我们之间无需交谈——那些自出世就认识、喝着同样奶水长大的人就是这样。和风拂过草丛,哈桑放着线。风筝旋转,降下,又稳定了。我们的影子双双,在波动的草丛上跳舞。草地那端,越过那低矮的砖墙,某个地方传来谈话声、笑声,和泉水的潺潺声。还有音乐,古老而熟悉的曲调,我想那是雷巴布琴[1]rubab,阿富汗民族乐器。[1]演奏的《莫拉曲》。墙那边有人喊我们的名字,说到时间喝茶吃点心了。
我不记得那是何年何月的事情。我只知道记忆与我同在,将美好的往事完美地浓缩起来,如同一笔浓墨重彩,涂抹在我们那已经变得灰白单调的生活画布上。
剩下的路程只在脑海里留下零零碎碎、时隐时现的记忆,多数跟声音和味道有关:米格战斗机在头顶轰鸣;断断续续的枪声;旁边有驴子昂昂叫;一阵铃铛的声音和羊群的咩咩叫;车轮压上沙砾的响声;黑暗中婴孩的哭嚎;汽油、呕吐物和粪便的臭味。
接下来我还记得的,是爬出油罐之后清早耀眼的光线。我记得自己抬脸向天,眯着眼睛,大口呼吸,仿佛世间的空气即将用完。我躺在泥土路一边,下面是怪石嶙峋的坑壕,我望着清晨灰蒙蒙的天空,为空气感恩,为光芒感恩,为仍活着感恩。
“我们在巴基斯坦,阿米尔。”爸爸说,他站在我身边,“卡林说他会唤来巴士,把我们送到白沙瓦。”
我翻过身,仍趴在冰冷的泥土上,看到爸爸脚下两边放着我们的行李箱。从他双腿间的三角形望去,我看到油罐车停在路边,其他逃难的人正从后面的梯子下来。更远处,大地在灰蒙的天空下宛如铅板,土路伸延而去,消失在一排碗状的山丘之后。有座小小的村落沿着马路,悬挂在向阳的山坡上。
我把眼光转回我们的行李箱,它们让我替爸爸感到难过。在他打造、谋划、奋斗、烦恼、梦想了一切之后,他的生命只剩下这么点东西: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和两个手提箱。
有人在哭喊。不,不是哭喊,是哀嚎。我看到旅客围成一团,听到他们焦急的声音。有人说了一个字:“油气。”有人也说了。哀嚎变成撕心裂肺的惨叫。
爸爸跟我匆忙走到那堆围观者身边,推开他们,走上前去。卡莫的父亲盘腿坐在围观的人群中间,身体前后摇晃,亲吻着他儿子死灰的脸。
“他没气了!我的儿子没气了!”他哭喊着。卡莫毫无生气的身体躺在他父亲的膝盖上,他的右手软软垂着,随着他父亲的哭泣来回抖动。“我的孩子!他没气了!安拉,帮帮他,让他活过来!”
爸爸在他身边跪下,伸手揽住他的肩膀。但卡莫的父亲把他推开,冲向跟他堂兄站在旁边的卡林。接着发生的事情太快、太短,甚至不能称之为扭打。卡林吃惊地大叫,朝后退去。我看见一只手挥舞,一只脚踢出。过了一会儿,卡莫的父亲手里拿着卡林的手枪站着。
“别杀我!”卡林哭喊。
但我们所有人还来不及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卡莫的父亲将枪口伸进自己的嘴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声回荡的枪响,不会忘记那一道闪光和溅出的血红。
我又弯下腰,在路边干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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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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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蒙特,加利福尼亚,1980年代
爸爸爱美国的理想。
正是在美国生活,让他得了溃疡。
我记得我们两个走过几条街道,在弗里蒙特的伊丽莎白湖公园散步,看着男孩练习挥棒,女孩在游戏场的秋千上咯咯娇笑。爸爸会利用步行的机会,长篇大论对我灌输他的政治观点。“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真正的男人,阿米尔,”他说,他伸出手指数着,“美国这个鲁莽的救世主,英国,还有以色列。剩下那些……”通常他会挥挥手,发出不屑的声音,“他们都像是饶舌的老太婆。”
他关于以色列的说法惹恼了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他们指责他亲近犹太人,而这实际上就是反对伊斯兰。爸爸跟他们聚会,喝茶,吃点心,用他的政治观念将他们气疯。“他们所不明白的是,”后来他告诉我,“那跟宗教毫无关系。”在爸爸眼里,以色列是“真正的男人”居住的岛屿,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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