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采访归来的。其中有一个穿格子衫的男孩一进门便兴冲冲地说:“我签了一个大单,是一个彩p呢。”
赵直接过单,兴奋地差点跳起来,然后向“格子衫”竖起大拇指:“好样的,你可以拿六千元的提成。再奖励你1000元,你这个月可以拿七千了。”
七千元,这对我来说,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啊。所以在赵直又问我什么时候来上班时,我急切地说:“明天就来!”
回去和田美霞一说,她鼓励道:“做业务就在于这样,做业务一定要吃得起苦,只要签了一个单,下面就好办了。”
我对她的话似懂非懂,转念一想,虽然这份工作没有底薪,总归是包住的,首先就省了住宿费呢。
因为做业务了,要穿得稳重一些,田美霞便陪我到附近一家超市选了两套很职业化的套装。和田美霞相处了几天,相同的际遇己经让我们有了一点感情,但转眼又面临了分手,从此天各一方,也许再也不能相见了。心里是有着淡淡的忧伤的。但这忧伤,在生存的压力下,便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的行李很少,十元店本来也是住一天结一天的,所以没有任何牵挂。新单位的三房一厅也并不干净。一间是赵直和他女朋友住,一间是男生住,一间是女生住。为了方便联络,在田美霞的指引下,我到一家二手手机店花三百元买了一个旧手机。
赵直还给我们每个人印了一叠名片,名片上写着某新闻权威机构专题部记者”的字样,虽然明知道自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记者,但第一次拥有名片,还是记者,这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满足过后,便又是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的惶恐无措。由此可见,我并不是一个适合冒险的人。
专题部有十几个人,男生宿舍大一些,有四张上下铺,住着七个人;女生宿舍小一些,但也有三张上下铺,住有六个人,其中一个是为我们做饭的小韩。住宿费是不收钱的,小韩每天为我们做中、晚两顿饭,每顿饭是3。5元钱,虽然饭菜质量并不好,但相对外面要便宜得多。
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捧着电话本坐在三部电话前,不停地和各大企业的负责人联系。据赵直说,只要能让他们答应见面,我们就成功了一半了。有联系到见面的人便穿戴整齐出去,当然,签单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因为只有签了单,我们才可以拿提成。
我很奇怪的是,好象那些负责人很少有答应和我见面的。每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外出。赵直便教我:“不要人家刚拿起电话就说签单的事,要先联络感情才约见面,见面了才谈签单的事。另外,女孩子嘛,打电话时,你的声音要尽量温柔、甜美,让对方有想见面的yù_wàng。其实你对东莞环境及路线并不熟悉,知道我当初为什么收下你吗?就是感觉你年轻,有可塑性,是块做采编的好料子。”
尽管我觉得赵直说的好象并不太对,但我感觉自己确实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妹子,土得掉渣,于是尽量按他说的去学。我还是不敢去打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企业的电话,只捡那些名不经传的小企业打。这也是赵直一直交待的,他说大企业的人见多识广,一个个都成人精了,根本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的。倒是这些小企业,多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老板,反而容易上钩。说到上钩时,他冲我一笑,那笑有说不出的诡秘。
果然,我柔柔的声音很快得到了回报,一家珠宝厂的吴老板很快答应和我见面。这家珠宝厂在东莞比较偏远的一个镇上,我本来不太想去,但转念一想,这是我得到的第一次见面机会。赵直也鼓励我:“去吧,越偏远的地方,去找他们的人越少,机会也就越大呢。无论签单与否,对你来讲,都是一个锻练。”
他说得头头是道,我不由连连称是。为了让我有备而去,赵直专门让我见工那天签单的“格子衫”带我一天。“格子衫”叫范若宝,大家都叫他阿宝。阿宝身材不高,其貌不扬,但整天西装革履,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肩上背着一个黑黑的皮包。同事们在一起时,他话最多,也很搞笑,但一走出房门,他态度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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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讲,自从进了专题部,我才感觉自己眼光太过狭窄了。身处发达而又混乱的东莞,自己就象株无根的浮萍一样,找不到一定安全感和归属感。过马路的时候,阿宝轻轻搂住我的肩,我仿佛找到依靠一般,竟有片刻的感动。但遗憾的是,刚过马路,他便放开了我。
我很是失落,轻声问他:“你有女朋友了吗?”
他摇摇头:“现在穷死了,连烟都不抽了,几个月才签一个单,不敢谈感情。”
我疑惑地问:“为什么不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呢?虽然赚钱不多,最起码不受穷呢。”
他无奈地说:“我虽然是本科,但专业不好。现在年龄大了,进公司做主管吧,没经验,做一般职员吧,没人要,进工厂累死累活出苦力,一月拿那几百块钱,又不甘心。其实要是能找一份好工作,谁会来跑单啊。”
我这才知道,我们其实并不是什么采编、记者,而是和那些业务员一样,统称跑单。阿宝说,跑单一般是找不到好工作的人才做的。想想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这次陈宝约见的是一个纸箱厂的胖老板,纸箱厂规模中等,我们在门口被保安盘问了很久才让进。胖老板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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