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以恒说:“我只是跟你随便说说。老郑呀,你是多年的领导干部了,我们既要严格要求下级,但也得学会爱护和保护下级,工作主要是靠下级干嘛。老耿是老同志,很讲面子,你去一查,局里都说老耿犯错误了,唾沫星都能淹死人,这也是中国国情。当然了,真的违法乱纪,那就必须依法办事。这一点含糊不得。”
郑天良说:“耿天龙的事现在还不能最后下结论,他只是从报表上看没问题。反正我在马坝乡这几年是没见到过有彩电票分到我们手里的,自行车好像有几辆。但报表上反映每年都分了一到两台彩电,究竟是商业局没分下去,还是分下去被我们乡政府干部贪污了,还要调查。”
黄以恒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但要快一点。下面我们还有许多事要讨论,不能总被这花花绿绿的电视机捆住手脚。”
黄以恒走了没几分钟,政府办送来了转“郑天良副县长亲收”一封信。
信是以“部分反对官倒的正义群众”名义写来的。信中揭发了耿天龙这三年来,造假报表,私自贪污了计划彩电七十六台,如果按每台比黑市平均高八百块钱计算,总共倒卖贪污六万零八百块钱,贪污计划冰箱四十二台,倒卖差价一万三千六百块钱,贪污计划自行车一百二十四辆,倒卖差价一万二千四百块钱,这些货全部都给了他儿子耿伟强。检举信中有一些很情绪化的内容,诸如耿天龙如此贪赃枉法,目无纲纪,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
检举信中还将十几份出库单的复印件都寄来了,上面有耿天龙的批示,“同意调拨”等字样,这些调拨单显然是去向有问题,因为一般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都是凭票在商业局所属的“百货大楼”买货,不存在批条子调拨一说。
郑天良站起身来,打开窗子,窗外阳光正好。他首先想到的是,此事要让检察院直接介入了。
郑天良将这封举报信送到了黄以恒的桌上。黄以恒正在打电话,他放下电话时脸色极其难看,他对郑天良说:“柳河大桥的款子又出问题了,省交通厅说好的计划拨款八十万,现在又说什么桥不在国道省道线上,简直是刁难!我究竟要烧多少柱香,这项拨款才算合法?”,黄以恒从烟盒里拨出香烟扔一支给郑天良,自己点燃一支,大口大口地吸着:“老郑呀,我们这七品芝麻官真不是人干的,你说上面那些官僚们怎么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
郑天良没正面答话,就将举报信递到黄以恒的面前,黄以恒看了几眼后,轻描淡写地说:“商业局是你分管的,你全权处理吧。我马上还要去省城一趟,这钱拿不到手,桥就建不成。”说着就站起来准备出发。
郑天良说,“我的意见是让司法部门介入。”黄以恒说,“你看着办吧!”
宣中阳进来说车已经准备好了,黄以恒转身就走了。
郑天良将耿天龙召到办公室,他想核实一下,以免被动。可核实是根本不可能的。耿天龙说:“我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我没有问题。”
郑天良扬起手里的检举信说:“那么这信上说的都是诬陷你了?”
耿天龙不动声色地坐在郑天良面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许多人事情不能干,诬陷的本事一流,搞阶级斗争更是一把好手。没什么奇怪的。”
郑天良发觉耿天龙一语双关,他被刺了一下,就有些沉不住气了:“你这些事实明摆着,还有什么抵赖的?马坝乡从来没有见到过你发的彩电票,还有这些调拨出去的彩电冰箱自行车都到哪去了?”
耿天龙说:“是有些出入,但那是特殊需要调拨的。”
郑天良步步紧:“哪些特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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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天龙说:“反正不是我,我也不便说。”
郑天良拍桌子了:“是你儿子需要,当然不便说。”
耿天龙说:“郑县长,话可不能这么说。我老实告诉你,这些调拨彩电不是在你分管期内发生的,从组织纪律的角度,我是不能对你说的。”
郑天良火了,他指着耿天龙的鼻子:“你胆大包天,贪赃枉法,七八万的差价就在你批的条子下被套走了,你的权力是谁给你的?我把你送到牢里去!”
耿天龙说:“那好,你让公安局来把我抓走吧!”
郑天良向县委陈书记汇报了情况,陈书记说:“我同意让检察院介入,黄县长从省城回来后,我再向他通报。”
当晚,耿天龙就被“隔离审查”了,等到黄以恒三天后从省城回来后,耿天龙已经全招了。他说给他儿子批的彩电是二十六台,冰箱十一台,自行车三十六辆,其余都是黄县长、前分管刘副县长、于部长还有其他县领导调拨走了。耿伟强倒卖的彩电都是夹在县领导的调拨单中每次扣留几台,从来没有单独为儿子批过彩电。
耿天龙放出来后,停职反省,等候处理。
郑天良参加了县委常委扩大会,会上就耿天龙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结论是耿天龙在“隔离审查”时的交待是基本准确的。至于县领导批的彩电冰箱都到哪儿去了,黄以恒在会上说:“我这几年共批过十四台彩电,其他同志也批过一些,这些耿天龙都向我汇报过。我们这些县长书记搞钱也不是太难的,我相信大家不会相信我们去倒几台彩电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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