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光有生活的动力好像还不够,还必须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挣钱的刺激。先说责任,任何人只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应该有很多的责任,比如夫妻之间有婚姻责任,父母和儿女之间有抚养和赡养责任,环境责任、公德责任等等。特别是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必须“位卑未敢忘忧国”,面对社会长期存在的腐败毒瘤,应该敢于拿起手术刀进行解剖,用自己的微薄力量尽量使社会这个机体变得美好起来,哪怕是使一个细胞变得美好。再说挣钱。有人曾经说过,这个社会将来最后的特权行业便是新闻行业,看看满大街上跑的都是新闻采访车,再看记者采访时的颐指气使,你不得不承认这个行业里无形存在的特权,特别是在腐败无孔不入的当代,更是造就了新闻记者成为发家致富的好职业。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可以毫不隐瞒地说,我多次遇到被我批评过的对象为“消灾免难”送呈给我的红包,面对这远比美女大得多的诱惑,我只是小心翼翼地默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就是不愿接受。于是,在看到周围好多人随便写些无聊的文章,私自印刷一堆“文化垃圾”就能卖个好价钱时,我真的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了!为了改善目前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我觉得自己也必须写一本书。我谢绝了好心朋友们“把过去发表的东西汇集起来编辑几本书”的建议,因为感觉那样无疑是拿着发馊的饭菜给大家食用,是对读者的不尊重。我决定认真写一本新书。在究竟该写什么样的书还没有一点谱时,我就用“也厚一把脸皮”为题先写了个《后记》,真的准备厚一把脸皮,拿出我丰厚的生活积累,争取写出一本具有畅销因素的好书,赚得几个小钱。当然,那个《后记》现在已不能再用了。
2003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在准备卖的一堆旧报纸里我找到了几年前信手涂鸦的长篇《内陆港》的十几页手稿,顺便翻了翻,感觉还有写下去的必要,于是利用刚学会的电脑技术,把这个开头输入到文档里,这样,我朝思暮想要写的新就算正式开了工。像以往写中、短篇那样,这次写的长篇一开始仅有两三个人物,也没有提纲和故事,大体确定属于反腐败内容这个定位,就利用晚上别人看电视、喝茶的时间,信马由缰地写起来。今天有情绪写三千字,明日有点烦则连电脑也不开,后日单位里有事需要出差,那以后的几天
索性把写作忘在了脑后,以至于有时候写过的人物和故事自己都记不起来了。这样的写作方式自然是轻松和愉悦的,这主要是欣赏前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米卢先生倡导的快乐足球的结果。其实,在人生短暂的几十年里,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快乐!在任何领域里都需要快乐,快乐地工作、快乐地学习、快乐地生活,当然也包括快乐地写作。这就像里地委书记郝智面对已经成为植物人的昔日好朋友、行署专员姜和平而感叹的那样,官场无尽头,金钱无尽头,享乐也是无尽头的,人应该在平淡中寻找自己的快乐人生,珍惜每一天,过好几十年。说到这里,我不赞同自己所认识的一位伟大作家的写作状态和生活态度,这位作家很严肃,很勤奋,在写出惊世之作的同时,自己也筋疲力尽地辞世了,我曾写过悼念他的文章《丹青写在天地间》,在对他充满敬佩之余我在反思自己,答案却是,我的快乐写作和快乐人生态度,注定了我多年来只是一个“写字”的人,而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但不管怎么说,写作是我寻找快乐的一种手段,我会一直在文学这条小道上努力而且快乐地跋涉的。
这里,我要感谢多年来关心和支持我的各方、各界朋友们,同时也感谢那些可能现在还不理解我的朋友们,是你们给予了我丰厚的生活积累,是你们在潜移默化中激励我写出此书。
最后,我非常感谢华夏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们,当我在京城冒着初冬凛冽的寒风,提着书稿,“瞎子摸大象”般找到华夏出版社时,素不相识的于泽俊副总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耐心认真地听我口无遮掩的讲述。特别是倪友葵主任在拿到稿子后的两天时间里就读完全稿,并和即将离开北京的我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小餐馆里进行促膝交谈,中肯地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更令我兴奋的是,我们的谈话使我确定了本书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意愿。在这里,我也要感谢直到今天也没谋面却为此书出版付出大量心血的文字、美术编辑韩平、房海莹小姐和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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