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说:“那是站。那个地方方便极了。范妮将来到上城去,回家的时候也要在那里下车。”
范妮点点头,她脑子里能想起来的,都是欧。亨利里描绘的下城格林威治村,在爬满了藤叶的老房子里,住着一个穷画家,病了,躺在床上望窗外的藤叶。现在她多知道了一点,那房子是红砖的,大概从外面看,就象红房子西餐馆一样。她租的房间附近的地铁站,叫。可是,她还是不能相信,自己有一天能走到少年时代读过的美国里面去。
“听上去,范妮象要走到欧。亨利的短篇里去了一样。”维尼叔叔也说。
“我也觉得这是假的一样。”范妮说。
“因为想得太久了,来了,反而不象是真的了。”爸爸隔着桌子对范妮说,“我和妈妈在火车上,常常要拿出来你们拍来的电报看,也是心里不敢相信。想想1960年的时候,姆妈叫郎尼先办出去,郎尼也是开始办申请了,天天到魏先生家去补习英文,还不是突然出事情。”爸爸说着看看郎尼叔叔,他正坐在桌角,默默吃自己那份盛在高脚玻璃碗里的虾仁杯。他的手象农民那么粗大,那么结实,与吃虾仁杯的小勺子一点也不般配。他的头发已经开始稀疏,用发蜡梳起来以后,能看到一点头皮了。
听爸爸说到自己,郎尼叔叔探了探眼睛,可什么也没说,也不接腔。他的眼睛四周有深深的黑眼圈。他高中毕业时,因为出身问题,所以虽然参加了高考,但还没有发录取通知单,校长就找出身有问题的高三学生开会,讲“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问题了。果然,第一批不录取通知单里,就有朗尼的。朗尼帮过的同学,倒都考上了大学。痛心的爷爷,这时决定先以送朗尼到香港治病的借口,将朗尼送到香港去继续高中。爷爷找到自己的朋友魏先生,他从前是《字林西报》的英文编辑,报纸关门以后,他被遣散回家,自己在家教授英文。爷爷送郎尼叔叔去魏先生家补英文,准备到香港就直接进英文高中上课。可是,突然,公安局到家里来找郎尼叔叔问话,说他在魏先生那里上课的时候,说了什么反动言论。郎尼叔叔什么也想不起来,可公安局的人在他面前,当场画出一张当时的地形图,魏先生家的小客厅里,门在哪里,沙发在哪里,那天上课时候,谁靠窗坐,谁靠桌子坐,还有谁在场。这张一清二楚的地形图把郎尼叔叔吓呆了。很快,郎尼叔叔被判了两年劳动教养,送到大丰农场劳动。到了大丰农场,朗尼才知道那一年整个上海都在清理社会上的英文补习班,去补习的人,都被认为与社会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阶级异己分子。朗尼在劳动教养结束后,仍被留在农场里,不许将户口迁回上海,就这样,他在大丰农场一直呆了二十五年,到1987年,才终于回到上海。郎尼叔叔十九岁离开上海,四十三岁回到上海,他从一个每天在头发上抹凡士林发蜡,梳派克头,到英文老师家去补课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满脸晦气的老光g。
郎尼叔叔从来不和家里的人凑趣,就是开口说话,也好象别人都欠了他一样。维尼叔叔和范妮都知道他从来不怕败大家的兴,他就是有办法直望着你,不接你的腔。所以他们都轻易不去和郎尼叔叔搭讪,开始他们不愿意去刺激他,后来他们是不给他机会让大家都不高兴。要是不理郎尼叔叔,他也从不多事。而爸爸得意忘形。
“所以,你要想到,你的快乐是建筑在我的痛苦上面啊。”郎尼叔叔慢慢地开了口。
爸爸还是不知道收声,辩解说:“你怎么这么想,那你还是回到了上海,我真的要留在新疆一辈子呢。我也没说你的快乐是建筑在我的痛苦上面。”
“我来给你画一个地图,要是这些年美国没什么变化,就可以方便找到。”爷爷突然放下叉,对范妮说。
他找出纸和笔,开始在纸上画,曼哈顿象一个香蕉,下城象香蕉的一头,两边都是哈德森河,爷爷在上面画了一些曲线,当成哈德森河上的波浪。华尔街,南码头,格林威治村,小意大利,唐人街,下东村,象香蕉上的黑色芝麻斑一样。桌子上的人都凑过来看,爸爸和郎尼叔叔也都不说什么了。。
“you got it?”爷爷突然用英文轻轻问,他吓了范妮一跳,爷爷本来从来不说英文的。然后,爷爷换了一张纸,画了一条竖的街,“春街,”爷爷说,再画了几条横着的小街,然后又画了一条细细的竖着的街,“就是这里,维尔芬街,我刚到纽约住的nyu学生宿舍,世上的事情就有这么巧。也是你要去住的地方。”爷爷在小小的十字路口上画了一个小圆圈,表示那里就是叔公提到过的石头喷泉,日夜都不停地喷着水,“夏天的晚上,纽约也有很热的时候,开着窗子睡觉,老远的,总是听到那个喷泉在响,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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