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是转天下午两点发车,我们激动的一夜没睡,我问胖子咱们总共还剩下多少钱,胖子数了数说还剩下一百五,这点钱也就够回来的路费和伙食费。
我一想这不行啊,咱们十几年没回去了,空着两手去见乡亲们,太不合适了,得想办法弄点钱给乡亲们买点礼物才是。
胖子说干脆把我这块玉卖了换个千八百的。
我说你还是留着吧,你他娘的别总惦记着你爹留给你的那点东西,卖出去可就拿不回来了,别到时候把肠子悔青了。
最后我找出了一点值钱的东西,我们身上有块鹰歌牌机械表,是我当上连长时我爹给我买的,属于限量供应的限量版,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在当时市面上能值二百多块钱。我去潘家园把表卖给了大金牙,这孙子什么都收,一听说我们要去内蒙动手,还赞助了我们一百块钱,并约定我们找到的东西,由他来联络买主。
八十年代,三百块钱足够普通家庭过两三个月的奢侈生活,是一笔很可观的钱。用这三百多块钱,我买了不少吃的东西,都是蜜饯、奶糖、罐头、巧克力、茶叶之类的,这些在山里是吃不到的,剩下的钱在黑市全换成了全国粮票。
两天两夜的路程在充满期待的心情中显得有些漫长,到了站之后还要坐一天的拖拉机,然后再进山走一天一夜的山路。
我们俩进山之后走了不到一天就再也走不动了,携带的东西太沉了,每人都要负重一百多斤,我咬咬牙还能坚持,胖子是真不行了,坐在大树底下喘着粗气,连话都说不出来。
多亏碰上了从屯子里出来办事的会计,我们插队是他还是个半大的孩子,成天跟我们屁股后头玩,一口一声的管我们叫“哥”。
会计一看我们这么多行李,赶紧又跑回村里,叫了几个人牵着毛驴来接我们,这些人上了年纪的我们都认识,还有两个十二三岁的丫头,是我离开以后才出生的,她们都管我叫“叔”,我听着就别提多变扭了。
我问会计:“怎么屯子里没见年轻的男人们?”
会计回答说:“屯子里的劳力们都跟考古队干活去了,那不是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吗,虽然跟俺们这噶离得十万八千里,但是跟俺们这嘎属于一条地震带,这一地震把喇嘛沟牛心山整个给震裂了,里面有座整的跟宫殿似的大墓,俺们屯子里好些胆大的都进去搬东西,那家伙,好东西老鼻子去了,结果不知咋整的,惊动了县政府,考古队跟着就来了。说这是大辽萧太后的陵寝,还把大伙家里的好东西全给整走了,一件都没留下。然后考古队的跟牛心山那噶耷也不整啥伍的,好象是说那山下面还有好多好东西可挖。把屯子里的劳力们都雇去干活了,一个劳力管吃管喝一天还给三块钱。这不都整好几年了,也没整利索,不少人还搁那干活呢。”
我跟胖子一听这话差点没吐血,真是敢上我们哥儿俩烧香,连佛爷都掉腚。
不过也没办法,总不能去跟考古队文物局分那些公家人抢地盘吧。既然来了,玩几天再说,回头想办法再找别的地方,反正大型古墓又不是只有牛心山那一座。
快进屯子的时候,得到消息的乡亲们都在门口等着,大伙都拥了过来,问长问短的,燕子领着自己的女儿哭着对我们说:“哎呀,老胡胖子,你们可想死俺们了,怎么一走这么多年一点音信都没有呢。”燕子她爹把我们俩紧紧抱住:“你们俩个小兔崽子,一走就没影儿了,这回不住个两三年,谁都不许走。”
我跟胖子全哭了,胖子在这住了六七年,我只住了一年,但是山里人朴实,你在这住过,他们就永远拿你当亲人一样对待。这里还是以前那样,一点都没变,没有电,没有公路,这里有不少人一辈子没见过电灯,我心里越想越难过,琢磨着等有了钱,一定得给乡亲们修条公路,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钱呢。
这时村里的老支书被人搀扶着也走了过来,还没到跟前就大声说:“主席的娃们又回来了?主席他老人家现在还好吗?*整的咋样了?”
我听着都纳闷儿,主席他老人家现在好不好?我上哪知道去。我赶到前边扶着老支书的胳膊说:“他老人家好着呢,天天都躺在纪念馆里,大伙谁想他了,买张票就能进去看看他老人家。噢,对了,*早结束了,现在小平同志正领着咱大伙整改革开放这一块呢。”
老支书好象没听见我说什么,扯着脖子大声问:“啥?小明同志是整啥的?”
燕子在旁边告诉我:“你别听他说了,也不知道咋整的,他七三年就聋了,啥也听不清楚了,还老犯糊涂。”
我这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在老支书耳边大声说:“支书啊,我给您带了好多好吃的,一会儿给您送过去,您慢慢吃啊。”
众人边说边走,就进了屯子,老支书还在后边大喊:“孩子们,你们回去向他老人家汇报俺们坚决拥护无产阶级*……该咋整就咋整。”
晚上,燕子家的炕桌上摆满了炒山鸡片,熏鹿腿,中间一个大沙锅里煮着酸菜粉汆白肉,燕子的丈夫以前跟我们也是很熟的,他去牛心山干活没回来,暂时见不到。
燕子的爹跟我们一起喝酒说话,我就说到牛心山那座古墓的事情,顺便问他这大山里还有没有古代贵族的墓葬。
自古以来,山里人一直认为盗墓就是一项创收的副业,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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