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母亲在不停的给黄健民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去,哥哥欠了高利贷这些人讨上门来了,说要打断哥哥的手脚,要黄健民回去处理,黄健民很无奈,这种事情自己如何能够处理,但是必须面对,他不能让母亲去面对。工资刚发下来有五千块,再加上身上还有一千多块钱,星期五一下班坐上晚上七点的火车直奔千里之外的家乡。家乡的山山水水在窗外历历而过,尤如已飞逝的岁月。每次回家都是一种无比沉重的心情。家,就如一个无底洞,无论往里倒多少都填不满,但是又必须填。父亲去逝前,他印象中每月多少都会寄点钱回家的,可是现在这笔钱不见了!父亲去逝后,家里有要供养的八十多岁的老外婆、体弱多病的母亲、破产离婚外加高利袋的哥哥、正在上学的侄子、老家的人情事故。所有这些黄健民是总包方,每个月往家里寄二三千块妈妈总是喊没钱,妈妈一喊就心疼,就担心老人家没钱花受委屈,就是借钱想办法寄。直到后来他才无语的知道有些钱是帮哥哥还了高利的利息,但他一直都无悔,为人子者让为母分忧,哪怕就算不成家都没什么。只是每个月都领一大把钱,月底就象口袋有漏一样,让他感到命运的无奈和无助。
回到家中,一家人都在。黄建民拿了三千五佰块给母亲,另外给了外婆五百元给外婆。那些食品分给老人和小孩,小侄子是最高兴的,在大城市里有个关心他的小叔叔让他很自豪。吃过中饭,黄健民和母亲、哥哥躲在房间里商量着哥哥的事。现在他还欠人家十多万块钱,逼债的三天两头都跑到家里来,甚至还动了手。考虑到哥哥的安全黄健民建议他去杭州发展,哥哥开始不同意,他觉得自己没钱又什么都不会,跑到大城市去更惨。黄健民是真和怒了,你不走天天逼债的跑上门,你让家里的老人和小孩跟着你不得安宁,你去杭州我在那里总有饭吃。黄健民是愤怒了,哥哥欠了一屁股的债居然还敢找女朋友要结婚,真是无语。这让小侄子心里如何承受。这些烦心事,让黄健民感到自己是一头的疱。
在黄健民的威逼之下哥哥终于同意带着女朋友前往杭州打工。扔下了家里老得老小的小。去面对他那一摊债务。黄健民和母亲说了一整夜的话,两人观点不一样时也会争吵。主要是因为母亲总是无限地给他加压。他觉得自己很无奈很无助。自己都三十岁了,也想成个家,可是现在一分钱都存不到。
第二天天刚亮外婆就堵在了房门口中,诉说着母亲如何苛刻待她,这娘俩是前世有仇,几乎是天天炒架,世上亲生母女这样的还真是少见。黄健民只有宽慰她,最好的岔开办法就是拿自己的女朋友说事,老人最要面子就怕别人说她的外孙是老光棍。可是黄健民没有女朋友,只能瞎编一直到老人开心为止。陪了老外婆半天,下午带着侄儿去买了些过年的新衣,黄健民赶回家吃好饭,又要忽忽赶回杭州。出门的那一刻老的老小的小都殷切地望着他,他是全家的希望,他是全家的骄傲。只有这一刻他才感觉到自己在他们的心中是多么的重要,转身的那一刻黄健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哗哗地流淌了下来。他必须活着必须好好地活着,无论前方多么的艰难,如果黄健民倒下了,这个家就倒下了,所以他必须活着哪怕象狗一样地活着。黄健民一个人的屈辱可以换来一家人生活的尊严。
火车在夜的山间穿行,枯燥的铁轨磨擦声碾碎一切的恐惧,它坚定地走向光明。当火车停在杭州东的时候黄健民忽忽坐上的士赶回宿舍。洗了一个澡,尽管满身的疲惫,也显得荣光焕发。
坐在办公桌前,溜览了一下电子脑件,香港针织营业部通知把库存的属于香港总部的陈年毛纱赶紧卖掉,那边的市场调研认为明年的毛纱将会大跌价。黄健民一时手头没有销库存的供应商,于是就找到建业厂针织部的董总帮忙提供一份平常购买商人的名单。董总一看是个油水活,忙热情地说我可以帮你联系,价格多少呢?黄健民想了一下说可不可以招标,价高者得之。董总略为思考了一下同意这个办法。“这样,我建议由我们行政部联络这些供应商送标书,到时我叫上采购部经理,业务部经理和你一起,我们共五个人在会议室一起开标,行吗?”
一句话轻飘飘地就将黄健民的主导权给拿走了,谁叫你黄健民自己找人家的,黄健民心里那个恨呀!人家那个理由说的那么官冕堂皇,如果拒绝那就变成了自己玩人家,以后见面就如同仇人了。如果同意自己就有可能被人家玩了。心里很是无奈,黄健民想了一下既然不好拒绝那就干脆好人做到底,装傻子送人情。“那就非常感谢董总支持我的工作了。”
从董总办公室走出来后黄建民心里非常地不踏实,拿起电话向潘牧洲汇报了整个事情的经过。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建民,这个事情我是这么认为的,针织毛纱通过针织部去处理是非常合适的,招标这个方法很好以后类似库存均应如此处理,他们现在这荣华集团的员工我们应该充分地信任他们,你在招标会上多听多看少说,可以把各种情况向我汇报,我们一起讨论。这种方式也是对你的一种保护,以后你会明白的。”说完潘牧洲放下了电话。
黄健民想了一下,一般这种存货处理都会有各种猫腻,通过招标处理即使有问题也赖不到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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