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初春，天气渐渐转暖，刚刚升入大四的我顺利申请到六十万円奖学金。这笔奖学金专门面向留学生，只要在三年级下学期按时申请，并上交有效的个人收入证明，基本都有机会申请得到。奖学金是按每月五万円的方式汇至学生账户，累计一年全部汇齐，这笔钱相当于我半年的学费，一时间经济上的负担被迎刃而解，顿时觉得宽裕许多。
徐大牧每当提到奖学金的事，就会大发牢骚，据我所知，他是同年级中国留学生里唯一没有申请到的，这完全在于他错失申请时间，等得知此事时，申请早已截止。在他看来，申请奖学金这件事关系到所有中国留学生，他对周围没有一个人通知自己而感到失望和恼怒。虽说此事和自己没有什么直接关联，但每每听到这里，还是会有内疚的感觉。记得那时大牧总是和我们若即若离，示人一副难以相处的样子，如此说来，又怎会有人主动去通晓他申报奖学金的事。
二年级的时候，大牧的学业十分繁忙，被工作所累的他为不能专注于学业而感到矛盾重重。那时，正逢一个有钱的朋友因签证到期而决定回国，临行前，大牧便向他借了二百万円。有了这笔钱，就能在经济上暂时得到缓解，当时的他只想切实地学些专业技能，其他的事情似乎已变得无足轻重。
就这样，大牧把每天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学校，直到半年后，他才恢复了以往半工半读的生活。如今，这笔钱已经借了整整一年，虽然朋友那边表示并不着急，但大牧却总是挂在心上，以他目前的收入，短期内返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一直以来都为金钱所困的大牧，想到唾手可得的奖学金就这样与自己失之交臂，其心情可想而知。
其实申报奖学金的事，对于申请到的每一个人来说，大家心里都是心照不宣，每个人都是看到告示后默默地申请了，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奔走相告。大家都清楚再容易申请的奖学金，也有一定名额限制，多一个人申请，自己获得的概率就会少一成，自然还是保持沉默为好。明明知道这样的想法未免自私了些，但内心的小我就是这样想的，于是每个人都选择了缄默。
当我在申请后不久看到翁皓时，随口谈到已经申报了奖学金，而翁皓的回答是他早在一周前就申报完了。
拿到奖学金不久，在何刚的介绍下，我又接了份在餐厅刷盘子的工作。
工作时间是晚五点至十一点，共计六个小时，这个时段恰好和深夜的工作错开，只是两份工作兼顾，显然更辛苦些。我从事过长达四年艰辛的配送工作，也体会过长时间找不到工作的窘迫，经历过这些，我更没有道理放弃眼前的这次机会。我像捡了大便宜似的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想想只要摆在眼前的不是那种风吹、日晒、雨淋的室外工作，我就觉得很知足了。
何刚可谓我的贵人，这一点在我来到新宿后便更毋庸置疑，遇到他就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出于何刚和杨赞这层关系，我们之间显得亲密很多，彼此也形成了一种信任和默契。我曾因学费一时周转不开，迫不得已向他借了四十万円，我想都没想就向他开了口，因为我觉得在借钱的这件事上，只有他能帮我，也只有向他开口，我才觉得不会那么难堪。结果何刚爽快地答应了，不多久，我也很快还上了这笔借款。如今，第二份工作的机会又是他给我带来的，我觉得我亏欠何刚的人情太多，却又不知拿什么来偿还，能表现出来的只有一份微不足道的感谢。
在山手线的东京站西口附近，有一家地下西餐厅，餐厅正门上方赫然四个绿色大字“东京食堂”，这里就是我洗碗的地方。面试那天，何刚走在前面，我紧随其后，两人出了车站西口，路过餐厅正门，从侧门的员工通道进入，走过一段引向地下的铁制阶梯之后，一间堆满箱货的小仓库出现在眼前，再往前能看到通往餐厅工作区的过道，走过去发现这条过道的一端连着甜品区和饮品区，而另一端便是洗碗区和后厨。
工作区当然不比餐厅的氛围，员工们像蚂蚁一般往来穿梭，忙中有序，显然彼此形成了工作上的默契。系着黑色领结、腰扎黑围裙的白衣服务生手托大大的银盘，上面赫然一个小巧精美的甜点；一身白衣白帽，戴着口罩的厨师手捧一箱速冻奶酪和一大罐番茄酱从库房走出来，后面的那个则抱着一大袋面包屑；也有身着笔挺西装、貌似领班的人员正把客人用完的两张空盘攒到洗碗台上。此刻，洗碗区的两个身着白色工装，头戴白色高筒纸帽的人员，正伏在水槽上奋力洗刷堆放在一旁的刀叉碗筷，在他们身后，一个庞大的方形洗碗机正发出沉闷的轰鸣声。
何刚把我带到店长室后就回去工作了。一个叫铃木的女经理接待了我。她拿出一份聘用合同表让我填写，又拷贝了我的签证和外国人登录证。铃木简要向我说明了有关工作的各项事宜，并一再叮嘱如有什么工作上的困难可以和她商量，公司一方会尽量给予解决。我闻听后客套了几句表示感谢，并递交了六个月的工作合同，这个月还有五天结束，我被安排在下个月正式上工。
走出店长室，我随铃木径直来到洗碗区，此时何刚正和一个员工交谈着什么。铃木把面试的结果告知何刚，并嘱咐他作为前辈在工作上应多给予我帮助。没想到女经理如此细心体贴。
铃木离开后，何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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