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7月28日，也就是平津即将沦陷的前夜，资源委员会就组织军政各大相关部门研究，当天达成的一项重要决定，就是迁移上海的工矿企业。会后派了一个委员林继庸去上海，同上海的各大企业尤其是几个同业公会协商工厂西迁的问题。
林继庸到上海后，碰到的局面分为两种情况。一部分素来支持抗战、尤其是在第一次一二八淞沪抗战時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企业家热烈支持。这其中我们现在还能熟悉的名字，就有胡厥文（建国以后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是新民机器厂的老板。
也有相当多的厂商存在犹豫和观望。关键就是很多人对国民政府缺乏信任，而且不少人都以为这仗打不了多久。上一次淞沪抗战，很多工厂也就停了几天工。这些年中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确实也使大家对抗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加上上海有租界，紧急时刻依靠租界庇护，也是很多厂商的退路。
当时的开明书店负责人夏丐尊的一番话就颇有代表性：“中国自从押片战争以来，没有认真跟第国主义打过一次仗，目前这个坏政府更不会真正跟日本打起来。”
说实话，当时的国民政府威信很低，大家普遍不信任。中国的工业布局极不平衡，在上海有中国最完善的基础设施。到了西部什么都缺，厂主有畏难情绪也是很正常的。
实际上国府开始也没有想强制搬迁，资源委员会派出林继庸，初衷就是劝迁而不是强拆。林继庸看到这个情况后，就提出政府是不是适当进行补助，以提高大家的积极性。
这样，8月9日资源委员会向行政院提出《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案》的报告，请求政府补助迁移费56万元，另外无偿划拨建厂的土地（当时说的是房地，说明有些工厂直接给厂房）500多亩，代商银行贷款329万元。还有奖励金每年25万，连发十年。
行政院批准这个补助计划之后，原本犹豫的很多企业也纷纷加入西迁，一下子这笔补助就远远不够了。加上8月13日日本舰队轰击上海，也使得很多人开始害怕了，也是愿意内迁厂商增多的一个原因。所以资源委员会9月18日又请求行政院增发补助金52.6万元，增加低息贷款195万元。
不管怎么说，对于战争这个不可抗力的事件，国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不能不说是很民主的。尽管上海的很多资本，不愿意去贫瘠的西部，国府也没有动用任何强制措施。当然国府也没有在上海毁掉任何企业，这不能不遗憾地说，我们还是过分仁慈了。实际上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其功能只是有一点削弱而基本犹存，事后成为日本在华的重要经济支撑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经过黄金十年的发展，上海当时已经有大小工厂5418家。这其中符合当时工厂法规定标准的有1235家，也就是说上了一定规模的都有这么多了。当时资源委员会经过核准应该迁移的是224家，这个核准标准主要是指能不能供应军需、支持国防。但最后实际迁出的，只有148家。
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监委会）成立，这是国府资源委员会指导上海工业内迁的机构。8月12日也就是沪战爆发一天前，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迁委会）成立，这个机构是那些自愿内迁的厂商组成，标志着上海工业西迁的正式开始。
这次西迁，明令的目的地就是武昌，说明国府对于抗战的长期性、残酷性缺乏思想准备。虽然陈诚等人很担心日军冲到武汉，堵住中国的西退之路。但这个迁移命令说明，江结時不认为日军能占领武汉。可能在他心目中，南京也不是不可能保住的。老江虽然从31年之后，多次说过中国要退到四川进行长期抗战。但从他一系列的布置来看，那不过是实在无奈之下才会走的最后一步。在他内心深处，很明显不相信会走到这一步。
这时候就看出一边打仗一边搬家的困难。民国的交通条件本来就落后，现在天上有敌人的飞机狂轰滥炸，长江上有敌人的军舰往来穿梭。能够动用的交通工具总共是299艘木船，还有少量的小轮船。从8月12日开始，到11月12日上海落入敌手结束，总共三个月时间。最后确认搬到武汉的，是机器物资总共12，400吨，还有2，100多名工人。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一万多吨的东西简直不值一提，来两艘万吨轮就绰绰有余。可是在打仗的时候你试试，更不用说步行从中国东部一直走到西部的难民。我看过一部美国人拍的纪录片，没有什么路，就那样在荒山野岭中人潮就像上海的南京路一样。大家借助一切的交通工具，或者就是两条腿。日本飞机炸倒一大片，爬起来的人们继续走。
这就是中国人，像小强一样顽强活命的中国人。
实际上这种搬家法非常不经济。据说在长江下游一带，两岸抛弃的设备物资就达到40多万吨。这其中除了像无锡、常州这些跑的比较仓促的城市而外，我相信也有不少是从上海来的。像山东的济南跟青岛，大多数都来不及搬家就陷落了。
不过青岛很解气。七七事变一爆发，当时的市长沈鸿烈就公开宣称，现在华北和上海已经开战，税警总团已经决意死守此地，誓与青岛共存亡。一旦本市发生战事，本市长绝对不能保证贵国侨民之安全。
当时青岛有好几万日侨，青岛的日资企业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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