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弼士安排的很周到，包了一列豪华专车，不止是舒适，最重要是安全，不会有英国警察上来骚扰，他们这样身份的人，最不想麻烦，尤其是此行还是秘密活动，尤其不能张扬，不管是被法国发现，还是让英国人提前知道了，都是麻烦事。
张弼士是广东大埔县西河镇黄堂乡车轮坪村人，小时家境贫寒，父亲是乡村塾师兼医生，他得以识字。1858年，十八岁的时候，张弼士家乡遭受灾荒，不少人离乡背井，外出谋生。迫于生计，张弼士也跟乡人一起飘洋过海谋生，到南洋荷属巴达维亚城。开始寄食于大埔会馆，后经同乡介绍，到同乡开办的温氏米行当店员。老板发现他勤恳麻利，精明过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兼且忠厚老实，可以信赖，即起用他为帐房，并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几年后，老板病逝，张弼士夫妇继承了他的资产。
之后张弼士继续经营，不到十年，他就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了。
张弼士不时跟拉玛五世谈几句话，他是南洋富商，而且是巨富，能成为人上人，除了运气极佳之外，跟他情商极高也有关系，如果不是能让老板喜欢，又如何能成为老板女婿，继承家业呢。
在官场上，他也是八面玲珑，历史上，他担任过清廷的领事，而且跟洋务派关系莫逆，但却资助康有为，资助孙中山，可以说，不论谁得了天下，他有买来了路子。
这种人物，又怎么能错失结好暹罗国王的机会呢，而暹罗国王去中国是求助的，因此也很愿意从张弼士口中打听到一些大明的消息。
暹罗跟大明的关系还不错，因为暹罗境内生活着大量华人，跟大明之间的贸易量很大，至少大明是暹罗大米的第一进口国和暹罗最大的贸易国。
最重要的是，暹罗对待华人的态度很好，当然不好的话，也没那么多华人去暹罗，暹罗的华人数量甚至远高于越南。
后世评价东亚局势，这里只有三个独立国，一个中国，一个日本，一个泰国（暹罗），说中国是因为太大，让洋人无法下口，日本是因为太强，明治维新成功，暹罗则是因为太巧，善于周旋于英法之间。
暹罗的巧，可不止在本世纪，而是从古至今都很巧，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都很积极发展跟中原王朝的友好关系，所以华人在暹罗发展始终很平稳。
暹罗也愿意给能为暹罗带来中国商品的华人一些优待，让华人享有“商业上合理的自由，历代国王都友好相待”，一方面是因为暹罗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贸易都是王室垄断的，他们造船跟外界做贸易，获取巨额利润，而王室不可能自己做生意，就需要找人帮忙，在亚洲商业知识最丰富的族群，显然就是华人，因此华人长期包揽了暹罗王室的外贸生意，甚至明清时期暹罗国王的贡船，事实上都是华人驾驶，暹罗的贡使其实是华人充任。
另外就是，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地区，往往管理比较粗放，税收都是包买制，由一些富商包买下某一个地区的税收，荷兰殖民地也继承了这些传统。而华人在历史上，就是这一地区最大的包税商集团，在暹罗他们也从事这种生意。
尤其是18世纪后期，祖籍潮州的混血华人郑信在缅甸灭亡大城王朝后，建立吞武里王朝，成为暹罗国王，大力招诱华人来暹罗，潮州一带的华人大批南下投奔这个国王老乡，而潮州人从那时候起也在暹罗获得了皇族华人的外号。
19世纪初出使暹罗的英人柯罗福记载:“旅客是从中国到暹罗的最重要的输入”，“一艘戎克船（中国帆船）一次送1200个华人到曼谷”，每年到曼谷的华人少说有7000人。据他估计，到了1821年，暹罗已有华人70万。
华人数百年来平稳的在暹罗经营发展，数量多少难以统计，但经济上已经占据了缅甸较高的位置，尤其是长期跟暹罗皇室合作，垄断对外贸易，让他们天然成为大明跟暹罗之间的贸易纽带。
所以大明跟暹罗的商业往来，很容易就建立起全面的贸易网络，暹罗的大米、苏木甚至各种热带水果的加工品都在大明市场上热销，是大明农产品最大的进口国之一，仅次于被法国开发出来的越南南圻。
因为历史的关系，暹罗国王还多跟华人之间通婚，说暹罗国王是华人有些牵强，但他们的血脉中肯定有华人血脉这却是无疑的，不知是不是因为这种关系，暹罗国王始终对华人相当友善，加上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中，都没有种族主义成分，华人在暹罗这种温和的社会中游刃有余，得到了各个阶层的信任，如果暹罗人民族情绪强烈的话，郑信就是再有能力，也不可能有足够的号召力吸引那么多人跟随他，最后建立新的王朝。
拉玛五世对华人这个平和勤劳的族群也没有任何排斥心态，早就将其当成暹罗的一部分了，反正暹罗民族成分复杂，有三十多个民族，最大的泰族也不过占了四成，老挝族占了三成半，华人占了一成，华人是第三大族群，想排斥也不现实。历史上，直到二战时期，泰国才在民族主义军阀的带领下掀起排华浪潮，但也没有实际实行，战后就废除了那些政策。而且引导排华的那个将军，自身都有华人血统，祖父都是从中国去的。排华在越南，没有民族基础。
所以拉玛五世对中国相对信任，这次开放曼谷给大明海军，就是希望借助大明的力量，将法国驱逐出去，法国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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