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市档案局当中层干部，也是科长，与赵国栋级别相同。不过，档案局的科级干部与银行的科级干部相比，含金量自然在低得多。五万元对于赵夫人来说，那是很大一笔钱，比她一年的工资还要多。
“太多了吧！万一被别人查出来了呢？”虽然有些动心，赵夫人还是觉得不踏实，“听别人说，受贿三千元以上，检察院就会立案……”
“切！五万元要算多，王道欣这些人早就枪毙一百回了。”赵国栋本来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此时在老婆面前却表现得出奇的果敢，还故意用炫耀的口吻说，“你可能不知道吧！我们市分行的科长副科长、各支行的行长副行长都是明码标价的。要想得到提拔，就必须送钱。正科二十万，副科十万，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是不成文的规矩。王道欣收了这么多年，副处级干部还不是当得好好的！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什么三千元立案！这都是吓唬老百姓，糊弄老实人的。少见多怪！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吧，把钱收好就行了。”
自担任孝北县支行行长以来，赵国栋似乎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看到了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风景。其中，让他始料不及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外快和灰色收入明显增多。
孝北县成立之初，县政府各部门和县直各单位接二连三地挂牌，招商引资落户的企业也陆续开业，各种成立大会或开业典礼让赵国栋应接不暇。
每到一处，都是花团锦簇、锣鼓喧天，拉橫幅，扎彩门，燃烟花，放鞭炮，领导致辞，剪彩揭牌。接着到餐馆胡吃海喝，举杯共庆。最后每人带着一份纪念品，各回各家。纪念品五花八门，诸如皮包、皮夹、床单、被罩、景德镇瓷器、报时钟、电子表、旅游鞋、衬衣、水杯、紫砂壶……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小玩艺儿。参加一次活动，就带回一件，赵国栋一般都是扔在新宿舍的小卧房间。时间一长，便堆积如山，稍作整理就如同一家小型超市。这些东西见者有份，价值也不大，算不上行贿受贿，所以，每个人都领得心安理得，有的甚至给没有到场的领导也“讨”上一份。
“开业潮”风平浪静之后，我们的赵国栋行长也和王加林一样，迎来了被别人尊敬、尊重和央求的“烦恼”。
王加林只是副股长，是支行的中层干部，来找他的人就踏破了门槛。而赵国栋乃一行之长，求他的人自然更多，要求他办的事情涉及面也更广。
除了申办贷款和推销物品的以外，请求赵国栋关照最多的，是人事方面的安排。比方，行内员工希望得到提拔，请求调整工作岗位，行外人员希望进入银行，等等。也不管他权力究竟有多大，只要有需求，别人就来找他。这一点，与王加林碰到的情况非常相似。
事实上，a银行一家县级支行的行长，在人事安排方面的权力是极其有限的。
如果是在支行内部调整工作岗位，比方，从一家储蓄所调到另外一家储蓄所，从储蓄所调到支行机关，或者从支行机关的这个股室调到那个股室，赵国栋行长完全有权决定。但是，如果想从支行调往市分行、省分行或者总行，他就无能为力了。即使是从孝北县支行调往其他条件相对较好的支行，他也很难办到。
职务提拔呢？普通员工提副股级干部，副股级干部提正股级干部，赵国栋行长能够决定，但股级干部想再上一步台阶，升职为副科级，或者进入支行领导班子，赵国栋则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比方，这次竞争支行副行级干部的陈清平、罗新初、王加林和张文东四个人，他们的命运实际上是掌握在市分行。当然，赵国栋的建议也很重要，他毕竟是支行一把手，被提拔的人将来是他领导下的班子成员，市分行可能会考虑这个因素。
至于外部人员进银行，我们可以武断地宣称，支行行长赵国栋基本上没有权力决定。
在世人眼里，银行一直是让人羡慕、令人向往的好单位。他们并不关心银行是亏损还是盈利，也不考虑银行的发展潜力和前景。眼见为实，他们只注意到银行的办公场所装璜漂亮，显得富丽堂皇，便认定这样的单位不可能垮掉。他们只听说银行职员的工资高、福利待遇好，方方面面都有保障。——这些就足够了。工作嘛，不就是为了赚钱么？能够拿到更高的薪酬，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思维就是这么简单，人们就是这么实际。因此，只要有机会，大家都是削尖脑袋往银行挤。
已经在银行工作的，他们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子女、配偶、亲戚六眷也进入银行。这种“近亲繁殖”现象在a银行表现得特别严重。比方孝北县支行，夫妻二人同在银行、父母与子女同在银行、兄弟姐妹同在银行的就有二十多例，涉及员工数量接近支行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
不在银行工作的，当然会找各种关系，疏通各种渠道，寻求各种帮助，努力进入银行工作。他们以为，只要进了银行就是进了保险箱，就能和所有在银行工作的人员一样，领到高工资，享受好待遇。其实，这里存在较大的误区。因为银行员工的身份并不完全一样，其中的名堂还比较多，是很复杂的。
虽然在同一个单位上班，抑或所从事的岗位或者承担的工作完全相同，如果银行核定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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