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阴左宗棠与新会梁启超二人对举，似颇兀突。余以其均为清代举人中之杰出者，早有大志，对于仕宦，则左氏志在为督抚，梁氏志在为国务大臣，后各得遂其愿。此点颇为相似，故并述之。
左氏为壬辰（道光十二年）举人，会试三次不第，即弃举业而专治经世之学，知交群推，有名于时。咸丰间军事起，久居湖南巡抚幕府，用兵筹饷诸务，实主持之（入幕之始，由于湘抚张亮基之敦约，即甚见倚重。张旋署湖广总督，左偕往，未几调抚山东，始辞归。会骆秉章抚湘，又敦聘入幕，倚任尤专，久于其事，左师爷之名大著）。始保同知衔知县，继保同知直隶州知州（仍居幕宾地位，不以官自待也）。咸丰四年甲寅，督师曾国藩克复岳州，拟为左氏请奖知府并花翎。左氏答刘蓉书言志，力辞此奖，书云：“吾非山人，亦非经纶之手，自前年至今，两次窃预保奏，过其所期。来示谓涤公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大非相处之道。长沙、浏阳、湘潭，兄颇有劳，受之尚可无怍。至此次克复岳州，则相距三百馀里，未尝有一日汗马之劳，又未尝偶参帷幄义议，何以处己，何以服人？方望溪与友论出处：‘天不欲废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进之阶，何必假史局以起？’此言良是。吾欲做官，则同知直隶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后为官耶？且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同知较知县，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实非素愿。知府则近民而民不之亲，近官而官不之畏，官职愈大，责任愈重，而报称为难，不可为也。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涤公质厚，必不解出此，大约必润之从中怂恿，两诸葛又从而媒孽之，遂有此论。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诸我，尤非所堪，两诸葛懵然为其颠倒，一何可笑！幸此议中辍，可以不提，否则必乞详为涤公陈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戡定，再议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语甚恳切，却又极诙谐。由不肯受无功之幸保，说到不愿为（亦可云不屑为）同知及知府，又因之说到督抚权大之可为，意志可知。至言为知县必可称职，知县为亲民之官，官卑而职要（直隶州知州除领县外有直辖之疆域，其为亲民之官，与知县及散州知州同），在可为之列，惟此不过就前保官秩所历之阶，作一回顾，实陪衬之笔耳（知府四品，公服之帽例用青金石顶珠，所谓暗蓝顶也，于是有“蓝顶加于纶巾之上”等趣语。左好以诸葛自况，亦每戏以诸葛称人，书中言及曾胡而外，并言两诸葛，所指为谁，俟考。刘蓉在曾幕见重，或即其一欤。后左氏出湘抚幕，骆秉章督师入川，延刘居幕府，言听计从，卒肃清川乱，并擒获石达开，刘亦颇有诸葛之风者，官至陕抚）。其言督抚非一蹴所能得，料此愿之不易偿也。乃后竟由浙江巡抚而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以大学士入朝为军机大臣后，又出督两江，且锡爵由一等伯晋二等侯，为清代赫赫名臣，素志得偿，而侯相之尊，更过乎所望矣（有清故事：汉员进士出身者始得入阁。左以单人破格膺揆席，实为异数，故李鸿章谓之破天荒相公）。
梁氏为己丑（光绪十五年）举人，屡应会试未捷。当戊戌（光绪二十四年）政变，以因康党被名捕，逋亡国外，以言论称雄，仍为政治活动。辛亥（宣统三年）上海报纸有诋之者，梁氏致书其主笔自辩，有云：“公等又日日造谣，谓吾运动开党禁，辇致巨金以赂政府，甚且言其曾亲自入京，往某处谒某人，若一一目睹者然。似此记事，则作报者亦何患无新闻哉？吾请开心见诚与公等一言。谓吾不欲开党禁耶，此违心之言也，吾固日夜望之。以私情言，则不亲祖宗丘墓者十余年，堂上有老亲，不得一定省，游子思归，情安能免？以公义言，则吾固日日思有所以自效于祖国也，吾固确自信为现在中国不可少之一人也。虽复时人莫之许，而吾固以此自居而不疑。而吾以所以自处者，又非能如革命党之从事秘密也，恒以张旗鼓以与天下共见。故吾信吾足迹若能履中国之土，则于中国前途必有一部分裨益。谓吾不欲开党禁，此违心之论也。虽然，屈己以求政府，而谓吾为之乎？凡有求于人者恒畏人，吾之言论固日日与天下共见也，曾是乞怜于其人者而乃日日骂其人不遗余力乎？手段与目的相反若是虽至愚不为也。吾尝有一不惭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归国与否，此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强致也。”吾知公等闻吾此言，必嗤之以鼻，然人苦不自知，吾亦无如吾何也。故吾常以为天如不死此四万万人而应堕永劫者，则吾先化为异域之灰尘，固其宜也。是故近年以来，中国有心人，或为吾挚交，或与吾不相识者，常思汲汲运动开党禁，彼固自认为一种义务，吾无从止之，然窃怜其不知命也。而公等乃日日以欲得一官相诮。吾数年来早有一宣言在此矣：‘若梁某某者，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也。然苟非能实行吾政见，则亦终身决不做国务大臣者也。’夫以逋亡之身，日夕槁饿，而作此壮语，宁不可笑？虽然，举国笑我，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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