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杞人忧天，因为这大宋朝，本来就岌岌可危，几十年后就亡国了。甘奇所说的这个问题，可不仅仅是举例中的旱灾之类，国家多余的生产力越来越少，不仅是承受天灾的能力变小，抵御外敌的能力自然也越来越弱，这是宏观上的连锁反应。
在东亚这个地方，三千万汉人，与一亿汉人，都能组织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军队。但是三千万汉人的国家，与一亿汉人的国家，是很不一样的。不说两者之间军队待遇，以及军械装备这些投入差别。就说战功封赏这件事上，唐朝开国，战功直接用大片的田地来封赏，打得突厥满地跑。到得唐朝中后期，皇帝还拿得出土地来封赏将士吗？这也是应对危机的能力下降的原因。
当然还有许多微观与细节上的原因，比如宋还有重文轻武这个问题，但这些微观细节上的事情不是今天甘奇所要谈的。
一片寂静声中，苏轼问了一语：“道坚实在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古往今来，从未有人把治国理政与国家兴亡说得这般透彻，道坚既然有此天人之思，那定有解决之道，还请道坚一并说来，快快说来。”
此时满场之人，全部起身，要说这些读书人，忠君爱国当真不假，一个个作揖而下，已然有人激动喊道：“拜请甘先生传授治国理政之道。”
“拜请甘先生为国谋策！”
“拜请甘先生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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