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知道历朝皆设有常平仓，设置仓廪欲州郡，用来向老百姓征收稅粮的仓库，除了用于盛放粮食物资外，还有调解粮价的作用，防止粮贱伤农的事情发生。再一个的作用就是在发生灾害时，可以就近用于赈济灾民，但是由于承担着国家储备的作用，由朝廷直接遣官管理，地方州郡在没有朝廷旨意的情况下也是不得动用的，使得其赈灾的作用被削弱。
而所谓‘义仓’则是隋文帝时负责管控朝廷财政收支的长孙平，给隋文帝出了一个主意。长孙平说，天下州县常遭受水旱灾害，老百姓常陷入饥荒。如果可以在每年秋收的时候，以户为单位，让每户人家按贫富等级，拿出一些粮食来，最高额度为一石，储存在设于基层乡村的仓库之中，到了灾年再拿出来赈济灾民，就能及时赈灾。
隋文帝没理由不喜欢这个建议：第一，它不需要官府多出一分钱；第二，它还有望在饥荒年份减轻常平仓的赈灾支出。这个设在基层乡村、用来储存老百姓所交饥荒保障粮的仓库，可以叫义仓。在这个制度当中，官府只是一个倡导者，出粮的是里社的普通民众，负责管理粮库的是基层“社司”，粮仓也建在基层里社之中。
在赵昺看来，义仓就相当于现代的民间互助基金，平日大家自愿拿出些闲钱集资，由信誉好的人负责保管，当谁家有困难的时候，就从中支取部分对其进行救济。其中有做买卖的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的，也可以从中借贷，并支付利息，来保证基金的保值和增值。
“官家，可知义仓还有另一个名字吗？”雷妍看陛下对此十分有兴趣，沉思片刻问道。
“还叫作什么？”赵昺随口问道。
“还叫社仓！”雷妍见小皇帝不知，才说出答案。
“叫作社仓，还是叫作义仓，其中有什么不同吗？”赵昺觉得叫社仓也没有什么不妥，毕竟是由里社来负责收取和管理，叫什么名字又有什么关系呢？但他自不会以为雷妍，像孔乙己似的在跟自己卖弄‘回’字有多少种写法，肯定是另有所指，便笑着求教道。
“隋文帝给此新政定下的名字就是社仓，而其支持公孙平此议也是另有原因的，因为朝廷可以借此向百姓变相的再征一次稅粮。”雷妍言道，“在实施义仓十年后，恰逢关中大旱，隋文帝下旨：北境各州社仓转交各地州县掌管，解除社司收贮粮食的职权；百姓向社仓交粮的方式，也由带有自愿的劝募，变更为按官定统一缴纳。并在诏书中，公开将给社仓缴粮称作交税。”
“哦，原来如此！”赵昺点点头，心中却苦笑不已，看来当皇帝的没有一个是‘好东西’，隋文帝也算是史上明君了，却也极富心机，盖义仓为社仓就为以后挪用义仓之物打下了埋伏。他想想其后的炀帝三征高丽，开挖大运河，修建扬州行宫等，开支更为浩大，笑笑又道，“文帝尚且如此，那继位的炀帝自然也不会手软！”
“陛下圣明！”雷妍施了一礼笑道，“史载：大业中年，国用之物，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途，无以支给。炀帝钱不够花，他就就直接把社仓里的东西卖掉，直到把社仓卖空，以致关中大灾，朝廷再无力赈济，流民纷纷揭竿而起，盗寇横行，举国动荡，隋灭唐兴。”
“唉，本是为民的善举，但是最终成为恶政，真是让人惋惜。那其后唐应该吸取其中的教训了吧！”赵昺叹口气道。
“德妃妹妹熟读唐史，对于此最是了解，我先喝碗热汤！”这时王德遣人送上新做的吃食，雷妍笑嘻嘻地道。
章屏只是嗔怒的瞪了雷妍一眼，也没有拒绝，接过话题给皇帝讲史。政权虽然鼎革，但“社仓”这桩变相之税却被继承了下来，仓库由官府掌控，设在州郡而非里社，但正式名称换回了“义仓”——按官方说法，征收这笔税粮的目的，是为了“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也就是防备灾荒，给唐朝民众提供一种生存保障。
唐太宗时代，“义仓税”的征收方式是按田亩的多少来算，每亩须缴纳两升土地上的粮食出产。唐高宗觉得这种征收方式太麻烦了，每年秋收都得派人去基层查验土地的亩数、确认种的具体是什么，于是又恢复了隋文帝的老办法——按户纳税，最富有的上上户纳粮五石，依次递减；而且不管有田没田，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得交。
武则天时代，“义仓”政策再改，变回按田亩多少收税。唐玄宗登基后，又变更为农户与大宗土地拥有者按田亩征税、商人按户征税……如此这般变来变去，核心动力全在于想要以最小的征收成本，得到最大的征收成果。但遗憾的是，有唐一代，“义仓税”在征收上不遗余力，在使用上却是一塌糊涂。
唐高宗、武则天时代的“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只许拿来赈济灾荒；之后就一年不如一年，“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到了唐中宗时代及之后，义仓里存储的粮食，已被挪用得干干净净。直至在唐德宗的支持下，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改革，暂时取消义仓之税。
“换汤不换药而已，只不过将仓税并入其中而已！”赵昺叹口气道。他十分清楚所谓两税法，就是将杂税与缺乏正当性的临时性税种，也就是“暂时法外之法”，全部纳入到两税这个大口袋之中，使之成为正税的一部分。杂税之名消失，但杂税的额度不消失，而朝廷却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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