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早朝,而是少年皇帝从谏如流,恢复了便殿召见大臣的旧制。虽然对于朱由校来说,他已经干过不少次单独召见,但正式公布却在昨天。
便殿召见大臣,当面决定国家大事,亦可利用讲解经史的机会,让大臣们面对面商讨国策大事。
所以,殿内的大臣并不多。
有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孙承宗、户部尚书李起元、东阁大学士徐光启、内阁次辅韩爌等,比较特别的是,皇帝没有召都察院的言官。
韩爌乃是光宗时的托孤老臣,在朱由校登基时出力甚大,官拜东阁大学士,先后辅佐刘一燝、方从哲、叶向高执政。
在处理政事上,韩爌比较公允,与各党诸臣能够共处。特别是在东林党穷究红丸案时,处事持正,上疏天启帝,避免了兴大狱的一场党争。
其实,所谓的“红丸案”在朱由校看来,就是一场因为庸医导致的医疗事故,并没有什么复杂黑暗的内幕。
话说光宗朱常洛从小就不受待见,被郑贵妃生的福王压了几十年,好不容易等到老爹嗝屁,可谓是农奴翻身把歌唱,有点过于放飞自我了。
郑贵妃见庶子登基,唯恐他翻旧账,赶忙讨好,献上了八个美女。光宗一看,这是对俺施展的美人计呀,有阴谋,嗯,照单全收。
不是有那句话嘛,没有累死的牛,不对!是只有耕坏的田,也不对。反正是光宗跟小妹妹们在一起太快活了,透支了身体,感觉自己被掏空了。
这咋办哪,小妹妹们辣么漂亮,辣么浪,我好她也好啊!光宗就服了宫廷补药,啥效果,你们懂的。
结果,补大发了,光宗跟狂躁精神病似的,极度亢奋,狂笑不止,宫人赶忙请来御医崔文升诊治。
崔文升一看皇帝这状态,还以为是邪热内蕴,就下了一副泄火通便的猛药。
然后,光宗就不兴奋了,不蹦不跳不笑不闹了。可一夜腹泻几十次,马上就危在旦夕。
这火泄大发了,惹祸了呀!朝臣们吵成一团,崔文升百般辩解。
这时候有个自作聪明又想升官发财的家伙蹦出来了,就是鸿胪寺丞李可灼。他觉得既然泄大了,就再补回去呗,便献上了“红丸”。
红丸是雅称,其实就是古代的春*药。光宗他爷爷嘉靖帝就没少炼制,祸害了不少小姑娘。
李可灼来到内阁,说有仙丹要进献给皇上。内阁首辅方从哲对于向皇上进药十分谨慎,没有答应。
遭到拒绝后,李可灼并不罢休,他进宫向太监送药,太监不敢自作主张,便向内阁报告说:“皇上病情加剧,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
内阁官员再次断然阻止,告诉太监:“他自称仙丹,就更不能信他。”
可这件事情太监告诉了光宗,光宗觉得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便召见方从哲等大臣,说了托孤的话,又问起了李可灼献药的事情。
方从哲等人如实禀报,谁也不敢说这药该不该吃。
光宗求死心切,嗯,是希望奇迹出现,对李可灼的红丸寄予了厚望,便召李可灼进药,并让大臣们一起看着他服用,还高兴地摸着李可灼的狗头夸奖:“忠臣,忠臣啊。”
吃完红丸后,光宗感觉不错,内侍向大臣们传话:“圣体用大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
大臣们一听,都挺高兴,领导身体康复,咱们就继续跟着领导干吧!
到了晚上,光宗觉得药劲儿好象过去了,就又吃了颗红丸。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五更时分,光宗病情突然恶化,气绝身亡。
把整个事件梳理之后,你觉得光宗之死是谁的责任?
要么是从献美女的郑贵妃开始,凡是有关连的,都脱离不了干系。要么就是崔文升误诊,李可灼献药幸进的问题。
而东林党借此发难,逼走首辅方从哲,目的本就不纯,完全是出于党争的目的。
韩爌能在关系到皇帝之死这件大事上公正对待,品性和勇气,还是值得称赞的。
托孤重臣方从哲、刘一燝和韩爌,现在只剩下了一个。
朱由校不想留下苛薄寡恩的名声,又赞赏他的处事持正,为人低调,不党不群,便在叶向高致仕后,顺位升为首辅。
换句话说,此次便殿召见,基本上都是朱由校比较信任的官员,能够比较敞开地说话。
唯一让朱由校觉得遗憾的是,他能比较推心置腹委以重任的这些官员,年纪都很大了。
韩爌五十六,孙承宗五十九,徐光启六十,李起元六十三,正从登州赶来的新任吏部尚书陶朗先还年轻些,四十三。
要想干部年轻化,还得等上几年啊!朱由校看着这些老臣,也不由得发出慨叹。
首辅韩爌躬身奏道:“全赖陛下英明,委全权与熊廷弼,方才于累卵之势中挽救广宁。而熊廷弼首挫凶锋,足为封疆吐气,振中国之威。”
兵部尚书孙承宗躬身奏道:“熊廷弼据守孤城,决死拼杀,大败东虏,应重重加赏。”
李起元和徐光启也附议赞赏。
此时举国大喜,齐吹熊廷弼,把其包装成名将军神,以此提高军心士气、振奋百姓民心倒也算是共识。
“内阁拟旨褒奖,待正式的请功奏章递上,朕便出内帑犒赏有功将士。”朱由校笑着点了点头,戴高乐嘛,高帽子一戴,谁都高兴。
户部没钱啦,朱由校则刚劫完富,就准备把大部分银子用在辽东的战局调整和东江开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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