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话显然正中他们的下怀，顾作言很顺理成章、顺水推舟地让我走人：“你实在觉得无聊的话就先走吧，我们还有很多细节要聊，待会还要回去签合同，今天怕是没什么时间接待你了。”他说着才像是想起些什么：“嗳，对了，你还没说今天为什么来找我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由得暗自纠结该不该在这么个场合说“实验”这档子事儿。后来一转念，觉得万一说了，二哥肯定觉得奇怪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忧国忧民了，说不定还要借题发挥把这事儿拿去同母亲讨论讨论。所以当机立断选择了三缄其口：“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路过来来瞧瞧你们呗。而且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你们还有生意要谈，所以就先走啦。”我说着便很识相地拿了包往餐厅门口走去。
可没想到我刚走到门口，却看到时译之飞快地跟了过来。他在任何突发状况面前永远都是处变不惊，短短半分钟的时间，他已经把大衣和帽子都穿戴整齐了。他很有风度地帮我开了门，又道：“今天真不好意思，我们正好在忙。你这是去哪里，要不要我开车送送你？”
我很是感谢地婉拒了他，因为我心里清楚，时译之也就是出于礼貌这么一问，内心深处自然是不希望中途离开的。
没想到的时译之却是坚持不懈地跟着我走出了十米开外，他特意放低了声线很体贴地问我：“然然，你今天来找我们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时译之对人的态度一向是认真而彬彬有礼，所以我对他的问题向来都是有求必应：“唔，我本来是想来提醒你们，日本人好像有新的动作，我怕后果会很严重。”
时译之站定下来认真地瞧着我，两道好看的浓眉紧紧地皱着，眉间显出浅浅的川字型纹路。我看到他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好看，下一个反应却是时译之这样美好的少年竟然也老了，时间真是一个人也不会放过。他看着我，那个眼神仿佛就是在示意我把话说下去。
我说：“我听说前不久日本人在华界抓了好多人，这些人如今音信全无，怕是被秘密转移了。你也知道，日本人的这种秘密转移，要么去当矿工苦力了，要么就是去做实验对象。你听说过‘实验’这个名词吧？我听一个做医生的叔叔说，实验对于医生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在活人的身上研究病毒和细菌，比在动物身上来的事半功倍。若是他们真把细菌武器用在了战场上，真不知道有多少人要为此送命了。”
时译之好像不那么上心：“日本人行事虽然阴险，但未必就能做出这种事。你想想，英美还没站队呢，日本人怎么可能明目张胆地研制细菌武器？这次你可能真的是想太多了。”
其实在政治战争之类的问题上，我完全不是顾作言和时译之的对手，然而我却有一种神奇的第六感，每一次心底隐隐生出的预感到了最后总能够被事实验证。这一次的预感不仅强烈而且真实，让我不得不用一种敬畏的心情去面对它。我很坚定地拦住了时译之：“我知道你是成熟的革命者，不可能因为我的片面之词就轻易相信。不过我不会就这么放弃的，一定会找到证据证明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时译之淡然的脸上这才显出几分紧张的神情来：“然然你这是要做什么，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你要轻举妄动，真要叫日本密探发现了，谁都保证不了能救你。”他大概意识到自己的态度过于强硬，于是叹一口气，放缓了口吻说：“其实你说的事我们也不是没有怀疑，只是这一来苦于找不到证据，二来即使找到了蛛丝马迹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来验证我们的猜测。所以组织上还是决定还是从最现实的问题入手，在我们所能够掌控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地搜集更多的情报。你再想想，现在上海滩上军统中统的特务可比我们多，连你都发现了的事情他们怎么可能没发现？”
我很是不服气：“你们这是避重就轻，我知道，你们肯定把希望都寄托在国民党的身上，觉得他们人力物力财力都比你们厉害；而国民党呢，他们肯定有自己的苦衷，一边要和日本人斗智斗勇，一方面又要防着你们借此机会扩张势力，估计也没什么闲工夫去防微杜渐，把太多的精力花在莫须有的事情上。”我沉着声，整个人都陷入一种空前严肃的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觉得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只会是日本人占到了便宜，趁着大家互相扯皮的机会把细菌武器给研究出来了，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可就有得后悔了。”
时译之脸上的神情复杂得让人有些捉摸不透，他踟躇了好几秒钟，忽然把替我拿着的包放回到我的手上：“然然，我在组织里也是人微言轻，很多事情根本就做不了主。不过我还是愿意试一试，把你今天说的这话传达上去。若是组织上足够重视的话，或许还需要你的帮忙也未可知。”
告别了时译之，我的思维却活跃起来。即使曾经有过战地救护团的经历，在很多时候我仍旧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学生。但是时译之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却让我第一次对集体对组织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我没想到所谓的组织性纪律性原来会像是枷锁一样紧紧地束缚住一个人的激情和热血，当然更想不到的是原来革命也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也并不是想象中遇到不平就揭竿而起那么简单。
我想到有一回大哥在给我回信时无意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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