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灾之后很容易伴随大旱。
在这寒冬腊月，本来北方地区的田野应该到处都是青绿色的麦苗，即便覆盖冰雪也难以掩盖那代表希望的青绿色。但因自秋天开始华北一代旱情严重，这时代又没有足够的灌溉设施确保农业用水，使得田野间一片枯黄衰败。
洪水决堤只是影响黄河部分地区的州县，可大旱却影响整个华北及中原地区的民生，朝廷从来都是大灾发生后才想办法救治。
秋天开始干旱，如今旱情波及开，危害有多大，尚是未知数，使得地方官有机会瞒报，朝廷如今对于旱情尚未有清醒的认识。
弘治十一年，大明朝廷对地方报灾实际上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夏灾不得过六月终，秋灾不得过九月终。若所司报不及时，风宪官徇情市恩，勘有不实者，挺户部参究。”
但是，这条命令并未有严格执行。因为这个时代，地方的消息要传到皇帝那里，关卡太多。
百姓首先要将事情奏报到里正或者是县衙六房书吏那里，然后这些人再将事情奏报典史、主簿或者县丞，知县知晓后再上奏知府，知府报布政使司或者巡抚衙门，最后才到内阁手中。内阁核实后上奏皇帝，由皇帝下旨赈灾。
免税以及赈灾都会影响国库收入，谁也不知道皇帝会不会心生不爽，负责报勘灾荒的官员往往要承担一定责任，因此每一级都会对灾情有所遮掩，百姓口中的大灾，等传到皇帝耳中，或者只是一次小灾，并且有地方各部门通力配合，灾情已经平息，部分官员甚至在赈灾中政绩卓著云云。
皇帝对此毫不知情，只能下旨奖赏，结果灾情没解决，反倒贪官污吏一箩筐。
弘治皇帝对黄河沿岸的灾情治理不可谓不重视，但就算如此，还是让河南巡抚高明城在地方只手遮天，这足以说明朝廷的这套监察体系有缺陷。但越是太平年景，做官所求越不是依靠做实事升迁，夸大政绩有之，但都不如贪污银钱用来疏通管用。
朝廷在地方派有巡察御史，但这些风宪官很多时候都不敢据实上奏，大多数均留在府城或者省城监督官员，形同虚设。
在这种情况下，沈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向南不管不问，另外就是马上上奏，让朝廷知道地方旱灾严重。
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沈溪是翰林官，他没有监察和风闻言事的权力，按照流程，就算他要就地方政务和灾情上奏，也该与御史言官接洽，让这些人来代笔，但实际上却不会有什么人帮他的忙。
地方上并未上奏灾情，凭什么让我去报？枪打出头鸟，别人都不上奏唯独我上奏，皇帝会认为我无中生有，为了政绩兴风作浪。同僚会打压我，而被我所奏地方的官员更会联合起来诋毁我。
朝廷官员无论做什么事都不是先以法制和公理为先，而是先从人情和自身安危进行考虑，这大概就是生在封建王朝的悲哀。
沈溪没打算做这出林鸟，因为他知道做了也属于无用功，反倒会让自己成为别人攻讦的对象。
不过沈溪还是认认真真地给谢迁写了一封信，将中原地区的旱情据实相告。
你谢迁不是自诩为忠臣吗，我现在告诉你，华北及中原地区闹旱灾了，你可以不信，也可以不派人出来查看求证，甚至不奏报皇帝，看你良心过不过得去，回头你还怎么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你谢老儿不是总给我找麻烦吗，现在我也给你找一次麻烦！
虽说这封信沈溪打了小算盘，不过在措辞上，却是非常诚恳
大衙内。
……
……
过了春节，沈溪一行终于抵达南直隶的徐州。
此时黄河从徐州境内穿过，一行人张罗了一下，在当地官府的帮助下，很快坐上了南行的船只。
在船上比在马车上要平稳许多，运河也是沟通南北的相对安全的运输通道，就连那些经年的贼寇都很少敢打运河上来往船只的主意。
正月十二，船只到了扬州府，又过了三天，顺利抵达南京。因为比起预期早到两天，沈溪有时间去城里拜访谢铎。
早在扬州暂歇的时候沈溪便打听过了，谢铎去年春天回到家乡浙江太平桃溪，一直待到秋末，由于担心人情往来，于是返回南京过冬，春节期间也在南京城里渡过。
这次除了给谢铎准备大量珍稀书籍作为礼物，沈溪还另外准备一份厚礼，便是想送一笔银子给谢铎，完成谢铎在南京城里置业的希望。
别人贿赂是为了得到好处，而沈溪的贿赂，则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虽然他知道这样做不合适，朝官之间馈赠礼物可以，比如李东阳便赠送同是内阁大学士的谢迁“古画”，但如果直接馈赠银子那就会招惹非议。
沈溪想得简单，他去谢铎府上“求字”，然后将这笔钱当作“束脩”，虽然他也知道，最后谢铎多半不会接受他的好意。
一个连官都不想做的人，何必接受别人的贿赂来达成自己的私欲？
别人或许会道貌岸然表面拒绝心里其实难受，但以谢铎的性格，并非那种表里不一之人，谢铎是沈溪在这时代少有的佩服的对象。
高风亮节，在谢铎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当初谢铎去岭南查探瘟疫，到宁化时，在惠娘和沈溪这些市井之人面前没摆任何官架子，一年多前沈溪赴京赶考更是主动相邀，可轮到朝廷召唤，谢铎却推三阻四。
对权力没有兴趣，对官位没兴趣，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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